汉代丝绸之路得以兴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汉时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繁荣)
汉代丝绸之路得以兴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汉时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繁荣)
丝绸之路
目的：汉武帝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张骞,毅然应募.
经过：公元前138年,他带着百余名随从从长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11年.他不忘使命,设法逃脱,辗转到达大月氏.那时大月氏西迁已久,无意再与匈奴打仗.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见闻,以及他们想和汉朝往来的愿望.
（3）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的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的交往从此曰趋频繁.
（4）西域都护的设立：
2、 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班超经营西域：
公元73年,东汉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166年,大秦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直接交往.
丝绸之路的意义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我国当今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
商品交流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技术西传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著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汉宣帝决定对西域加强控制。公元前60年，设立了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从中国汉唐时代的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到地中海的东岸，丝绸之路绵延万里，连接众多民族和地区。汉唐时期历代封建王朝均采取了多种措施力图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
丝绸之路沿线经济的发展不单是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重要依托，更重要的在于其关系到当地军政人员的供给及沿线社会的稳定。
汉唐时期对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地域的经济开发不断加强。如丝绸之路咽喉要地河西地区在西汉丝绸之路初通时，还是“习俗颇殊，地广民稀”的农业落后地区，但历代王朝政府通过实施移民、屯垦、修筑道路、兴建水利设施等措施，到东汉初年，河西已是“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之地了。经隋唐的进一步开发，到天宝年间，河西粮食产量已占全国的32.6%，成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区。
汉唐时期来华外商大多云集于长安及洛阳，相应的服务设施也逐步建立起来。西汉时，外国贡使及商人到达长安后由大鸿胪负责接待，政府还在长安藁街专设接待外国人的宾馆——蛮夷邸。
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丝绸之路再度畅通，外国商人、使节纷至沓来。北魏政府特地在都城洛阳城外伊河、洛河之间的御道东设立接待外国商人、使节的“四馆”——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崦嵫馆，其中崦嵫馆即专门用来接待来自西方的使节和商人的迎宾馆。来到洛阳的外商“乐中国风土，因而宅者，不可胜数”。于是，北魏又在御道之西设立“四里”，供外商侨居。其中，“慕义里”就是专门提供给来自西方的侨居者的。
此外，汉唐时期为吸引外商来华贸易，一方面对来华外商实行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
东汉末年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原战乱不已，河西成为中外商人云集、商品荟萃之地。特别是敦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地，中外贸易尤为兴盛。然而，当地豪强大族恃强凌弱，对胡商强买强卖，引起胡商的极大不满。“常日西域杂胡欲为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
曹魏控制河西后，为维护丝绸之路贸易的健康发展，敦煌太守仓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打击豪强大族，保护中外商人。“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以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这些措施的实施，创造了公平、有序的中外贸易环境，外商权益得到保护，丝绸之路贸易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唐朝时对来华外商的优惠性和保护性政策更加制度化和法律化。政府明确要求各地方官员要对外商“常加存问”“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居留长安的中亚胡商众多， “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
同时,唐王朝尊重外商的习俗及宗教信仰。阿拉伯人所著的《苏莱曼游记》中记载：“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靡集者，曰广府（Khanfu），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者，皆颂声载道也。”这反映了唐代对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政策的一致性。
唐朝政府还通过行政命令和法规保护外商在华的合法权益。如公元834年唐文宗颁布谕令“除舶脚（船舶税）、收市（政府购买）、进奉（进贡）外，任其往来通流，不得重加率税”，即明确规定禁止重征外商。唐朝法律规定在华去世的外商，其遗产由当地官府妥善保管，等其亲属认领；一定期限后，若无人认领方予以没收。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中国的冶铁铸造、养蚕缫丝、四大发明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沿着丝绸之路渐次输出到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有力推动了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动植物品种及一些手工业技术被引进到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体系，更重要的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民间交流不断深化。
西汉。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
